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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腳醫生:農村合作醫療的歷史記印

時間:2020-06-12 來源:中國中醫藥報8版 作者:周解榮

  

赤腳醫生周志良當年出診時用的醫藥箱。

當年的赤腳醫生證和醫學雜志。

1975年《浙江日報》關于赤腳醫生的新聞報道。

  赤腳醫生源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我17歲考上大學前一直生活在農村,對于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那段歷史有著深刻的印象。

  村里辦醫療

  我的家鄉在浙江諸暨楓橋鎮,這里曾因“楓橋經驗”而聞名全國。我的家在楓橋鎮洄村,全村近2000人口。1965年,毛主席洞察農村缺醫少藥的落后狀況,發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各地方政府積極響應,探索農民醫療保障出路。1969年,我們村的合作醫療也應運而生。

  我們村合作醫療站一共三間大瓦房,坐西朝東,敞亮通透,又有單獨一個院子,處于全村最中心之處。站里有5個赤腳醫生,老老小小都認識,其中負責的周志良既是村支部副書記又是赤腳醫生。另外幾個分別是:上海下放的女工人陳艷麗,村書記的愛人周文美,從鄰村橋亭學醫回來的周松玳,還有一位是民間郎中周成禮。此外,18個生產小隊又相應配備了18個衛生員,配合站里做些基礎工作和最簡單的保健處理。

  后來隨著讀書年級的升高,我接觸赤腳醫生的機會也逐漸多了起來。他們隔一段時間會背著藥箱到學校。當然,最受歡迎的是到教室里來分糖丸,學生張著嘴巴等針筒注射甜藥水,全班同學人人有份,不用上課,還能享受甜蜜的味道。最怕的是打針,防疫針又冷又疼,膽小的針頭未及,哭聲倒先來了,也有咬緊牙關、閉上眼睛,視死如歸的。最慘烈的莫過于種“牛痘”,不僅“高分貝”尖叫聲此起彼落,還會在臂膀上留下斑斑疤痕。

  赤腳醫生也會登上講臺給我們上衛生知識課,講得生動有趣。比如講消滅血吸蟲病,講課前先帶著我們到后畈田間溝渠找釘螺,回教室再講它的危害和如何消滅它。那天出課堂雖然沒有找到釘螺,但最后我們都掌握了基本的科普知識,獲益匪淺。

  后來我參加工作接觸到文教衛線工作,才知道打預防針、接種、除四害、衛生科普宣傳等都屬于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的范疇,實際上我們村的赤腳醫生早就承擔了這些任務。他們守護農村健康,也當衛生科學知識的啟蒙老師。明顯的例子是一個“土方法”的棄用。合作醫療產生之前,村里人凡皮膚破損流血,就會馬上從家里大門背后的某個角落抓把灰塵,往傷口上一撒,然后用布條包扎處理,可以止血,過段時間也能愈合傷疤,具體原理誰也說不上,就一直傳著用下來了。但村民們通過學習防治“破傷風”的常識,對比合作醫療站包扎,發現赤腳醫生用消毒水做皮膚表面清理、碘酒消毒、擦消炎粉、紗布包扎等操作方法,更衛生更科學,便不再使用這個土方法。

  看病不出村

  村民對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最認同的就是“方便、省錢”,雖然表達直白了一點,但符合當時生活的實際情況。村里合作醫療實行前,曾發生過村民被蛇咬事件,但因村里無蛇醫,只能外請,等蛇醫遠道趕來,往往錯過了救治時機。隨著合作醫療的推行,展現在全村面前的是另一番景象:醫院就在“家門口”,赤腳醫生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合作醫療站、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基金涵蓋了“合作醫療”的全部,其中最要緊的是身邊有一支真心為民的醫生隊伍,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又紅又專”。在周志良站長的帶領下,他們積極參加上級組織的專業培訓,既當全科醫生,又各具特長,獨當一面。按“三三輪換制”規定,他們的勞動報酬按“工分”結算,三分之二時間在合作醫療站里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參加隊里生產勞動或采種中草藥,所謂“背起藥箱能看病,拿起鋤頭能生產”,也是他們“醫生”名稱前面加“赤腳”二字的原因。晚上村合作醫療站照樣燈火通明,醫生們輪流值班,為日落而息的村民提供就醫方便,具體時間則根據季節調整。如夏收夏種期間基本上要服務到半夜12點。楓橋區委到村里搞“挑沙墩造糧田”試點,村民挑到后半夜,他們也跟著到后半夜。

  村里勞動力緊張,每天都要出畈勞動。留在家里老年體弱下不了床或腿腳不麻利的,看病就醫就出不了門,但自從有了合作醫療,只要捎個口信,赤腳醫生便會送醫上門,而且熟門熟路。他們都是土生土養的村里人,習慣于24小時全天候服務的職業常態,到家里也是藥箱不離身,聽筒不離手。遇到村民突發病情,都會第一時間趕到,哪怕半夜時分照樣起床應診。所以在夜間,人們常常能聽見赤腳醫生疾走的腳步聲或看到他們打著手電筒,肩背藥箱,行色匆匆的身影。如果哪一天“狗叫到天亮,腳步聲到天亮,煙囪冒到天亮”,村民就知道,哪個赤腳醫生又忙碌到天曉。村合作醫療每年要清算結賬,但最讓人感觸到的是,整個村子除了個別重病號需要送到楓橋鎮醫院或者縣里大醫院,基本上能做到看病不出村。

  村里赤腳醫生“頭塊牌子”無疑是周志良的。他13歲初中畢業后便立志從醫,師承本村老中醫周國海,學會針灸醫術,又不斷進修,經過多年的中西醫結合實踐,對用針灸、中藥治療農村常見病、多發病如膽囊炎、遺尿癥、中風、肝炎、骨傷等有了一技之長,醫德醫風有口皆碑。他堅持探索研究,長期隨訪典型病例,主動與同行分享醫學成果,成為行業內的標兵式村醫。

  有一段時間,浙江醫科大學每年都派大學生來洄村實習,先是住在周志良家里實習跟班,后來因人數增多改在老鄉政府臺門屋里。按照上級領導的講法,這些大學生到村里是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們是沖著周志良來的,讓他帶班講課傳授醫學絕活。后來周志良被邀請到紹興地區衛生學校當了老師,但沒多久又被村里打報告要了回來。此后他還繼續擔任赤腳醫生和村支部副書記,一如既往地為村民服務,還培養了兩個女兒接班當醫生。

  1975年村里放映關于赤腳醫生題材的電影《春苗》,村民感到特別親切,學校老師也布置了作文任務。我以《最有情懷的人》作題目,贊揚我們村赤腳醫生對待群眾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像夏天一樣的火熱,受到老師的表揚。

  吃藥不要錢

  合作醫療以“合作”為基礎,村民受益為宗旨,在合作醫療站有一套上墻的報銷制度。記得除軍烈屬、五保戶、小孩等特殊群體外,每人每年要自愿向村里繳幾角錢的合作基金,用于享受基本的醫療服務,但個人按比例要承擔小部分費用,有的采用中草藥治療的則直接免費,其他合作醫療費用皆由村集體經濟兜底。

  為了給村民省錢,村合作醫療站動了不少腦筋,最有特色的是就地取材建了百草園。地點就在合作醫療站門口,長方形的地塊約一畝左右,培植了大量中草藥。村民有個頭痛發熱之類的小毛病,拔點草藥熬一熬內服,或搗碎外敷,就能簡單對付。村民絕大多數常見病由百草園中草藥免費醫治,或經合作醫療報銷大部分,基本不需要花錢或花少量錢,因而百草園成了村民心目中的“良藥寶庫”和節省資費就醫費用的“搖錢樹”。我自己也有深切體會,有一次身上起了蕁麻疹,渾身皮膚發癢,跑到合作醫療站,周成禮老醫生打開一瓶煎好的中藥水,往我身上涂了一遍,效果立竿見影,不收任何費用;后來我身上發帶狀皰疹,在合作醫療站取得藥方,油用調某種草灰,當天即起效明顯。

  百草園也是孩子們最向往的“樂園”,但平日里合作醫療站管得嚴,四周扎籬笆墻,雖然不高,但像警戒線一樣擋住人們進園,通常只能在外面看看。只有學生上勞動課才有機會進入,這時赤腳醫生們會詳細指導學生識別各種中草藥并說明藥用價值。我們從小在百草園獲取知識,在生活中得到實惠。譬如“金銀藤花開,游水買棺材;金銀藤花謝,游水游到夜”,是警告小孩遇到初夏遽然升高的天氣,萬萬不能到池塘游泳,塘水上溫下冷,極易腿腳抽筋。再譬如不管什么季節,我們鉆進山里,總能摘到野果子和葉子……勤工儉學時我們也挖過桑樹根、百合、金剛刺等藥材。

  五年級時曾有一次上勞動課,我們全班同學長途跋涉4公里,到楓橋青嶺水庫護理中草藥藥材。原來在這深山老林里,村合作醫療站成片開墾10多畝山地種植了中草藥,加上百草園和小學學農基地上的中草藥種植園,我們村合作醫療站已擁有三個藥材基地。他們制定生產計劃,在自給自足的同時增加產量,獲取銷售所得,充實村合作醫療經費。

  “看病不出村”與“楓橋經驗”中的“小事不出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合作醫療體現便民利民,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戶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洄村合作醫療后來被樹為先進典型。雖然上世紀80年代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淡出人們視線,到如今40年前的記印也漸漸磨去,但我仍然找到當年關于“先進典型”的信息,即1975年6月23日的《浙江日報》刊發了洄村合作醫療的典型事跡。那時的省委機關報,每天僅出四版,一個村的某項經驗登上當時的省報,由此可見分量不輕。(周解榮 浙江省諸暨市人大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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