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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史對中華文化的發生學意義

時間:2020-01-20 來源:中國中醫藥報3版 作者:肖燕

  中醫學是發源于遠古仍活用于現代的中華民族自創醫學體系,成書于兩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一直都是中醫發展創新的依據和傳承的實用指南。如此歷久彌新的中醫學,其發展史既不是單純的時間疊加,也不是簡單的器物陣列,中醫史所承載的思想源流,是中華文化的識別符號。現代醫學可以借用各種科學成果來發展自身,如生物學、生理學、解剖學、影像學……萌發于遠古的中醫學則可能需要用自身的進展來帶動其他科學發展。有學者認為:“對人的自身生命的體悟,是原始人類認識整個世界的一條重要思想途徑及認識基點。”

  筆者認為,這個論斷是具有說服力的。人類首先要解決生存困擾,才能去思考其他,對自身生命的體驗,無疑將成為認識客觀世界的必然參照,能直接體驗的生命現象,自然而然會成為認識基點,這就如同我們用皮膚直接感受冷暖一樣,遠比去閱讀氣溫表分析數據來得迅捷而真實。中醫學一直具有自身的認知方法和思維方式,有研究者指出:“中醫學的科學認識活動,選擇了以人體的生理、病理現象為切入點,研究如何通過現象把握到生命規律。通過對現象的長期、反復觀察、辨認,積累了大量的現象反映生命狀態的感性認識,通過規范一組與狀態有固定聯系的現象群,形成概念、證型、推理模式,進而展開對未知生理、病理狀態的探索,采取未知生理、病理的外在征跡與已知的概念知識體系比較、歸類,再帶入已形成的對生命狀態、疾病狀態把握了的推理模式中進行推理,取得對未知狀態的認識和把握。”

  這種在“現象—狀態”之間建立分析推理的認知方法,可以說是人類認識和研究客觀世界的最基本通用方法,也是找到真理的有效途徑。仿生學可謂此類方法之一,為人類帶來了很多便利的發明和創造。當現象與狀態之間建立了穩定的應答,二者之間必然會有關聯的軌跡,如何表示這種關聯軌跡,受制于當時社會所具有的科學方法和水準,但事物內部的客觀規律,不會因為表達方式的不同而改變。比如針灸學創設的人體“同身寸”取穴定位方法,沿用數千年,適用于不同時代、不同種族。雖然同身寸有骨度法、指寸法;指寸法又有中指寸、拇指寸、橫指寸等不同方法,看似并不精確,但從宏觀的角度,對任何個體都采用自體同身寸方法,恰好最大限度保持了這一度量方法的合理性和普適性,因而也使得這一度量方法具有最大的傳播傳承可能。至于后來發明了多少更精確的定位方法,都不應成為否定當時以同身寸表達的取穴治病理念的理由。

  如果說同身寸是一種兼容每一個體特性的體格定位方法和定位工具,中醫陰陽概念也同樣是一種兼容每一個體多維特性的定度方法和評價工具。在中國第一本系統分析漢字的工具書《說文解字》里關于陰陽的解釋是:“陽:高、明也。陰:水之南,山之北也。”在古人的認知里,太陽的高度和明度都是無以超越的,這種性狀特質定為陽。陽并不是太陽本身,古漢語里太陽叫做日。陽,是日這個實體最顯著特征的綜合共性,視覺明亮、感覺溫熱、性狀升騰、功能衛護,等等。陰字表意體現出來的晦暗、寒涼、沉積、蓄養等構成與陽性的對立統一。陰陽在中醫學里既是方法論,又是評價指標,不僅指導醫學診斷治療,還用于研究藥理指導配伍。

  學界認為,陰陽學說起源于商周,形成于戰國時期,與中醫學發生、發展幾乎同步。更有多位學者認為陰陽符號的產生與生殖崇拜有關。新文化運動倡導者錢玄同在1923年《答顧頡剛先生書》中說:“我以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生殖記號。”究竟是陰陽學說成就了中醫學,還是中醫學催生滋養了陰陽學說,抑或二者如同孿生姊妹,從同一母體——基于自然、社會、人體客觀實證的研究——并行發育,既有共性又自成一體。這種種的可能性,如同進化史給人類留下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不解命題。陰陽學說作為一種闡釋萬事萬物發生、發展、變化規律的古代哲學理論,在中醫學里演繹得最為淋漓盡致,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比如闡述人體的生理組織分陰陽,《靈樞·壽夭剛柔篇》 :“是故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在內者,五臟為陰,六腑為陽;在外者,筋骨為陰,皮毛為陽。”闡述人的生理功能分陰陽,《素問·生氣通天論》:“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為固也”;《素問·陰陽印象大論篇第五》:“陽化氣,陰成形。”闡述病理變化分陰陽,《素問·陰陽印象大論》:“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中藥則有滋陰藥、養陽藥等分類。

  陰陽范疇由于其高度抽象和多維表達,一方面作為醫學理論令現代人迷茫難解,另一方面又令中醫學理念歷久彌新,看似缺乏現代科技表達的古老中醫理念,不斷被現代科技方法詮釋、解讀、驗證。比如已故中國科學院院士沈自尹先生對中醫稱為“命門之火”的腎陽的研究,發現腎陽虛患者普遍有尿17羥皮質類固醇含量(簡稱尿17羥)值低下的現象,并為國內7個省市及日本高雄醫院等研究單位所重復驗證。還發現腎陽虛證具有多靶腺(3軸都累及)功能紊亂,溫補腎陽法治后各軸均有一定程度的恢復。沈自尹先生分析:“通過腎陽虛證的研究,引出的重要信息是:由于補腎藥能特異性地提高下丘腦的關鍵性功能——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的表達,從而發揮下丘腦作為調控中心來調節神經內分泌免疫功能網絡的作用。西方雖然首創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學說,但至今仍缺乏調節平衡的手段。西方雖然有獨特專一的基因治療針對單基因病(疾病基因或變異基因),但對多基因病的功能基因亦缺乏整體調節手段。而中醫能運用從宏觀(整體觀)著眼的特色,發揮其調節功能網絡與功能基因的優勢。”

  “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如果我們停留在認為陰陽是中國古代哲學范疇,古代中醫沒有科學手段,只有哲學理念的詮釋,忽視了陰陽學說同時還是古人認識世界的方法和工具,古代中醫對這一方法和工具運用得爐火純青,我們將很難對中醫乃至中華文化的生發做出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解析。對待中醫,應該向研究古漢語學習,并不因為擁有了現代漢語豐富的文字、語法而對晦澀的古漢語斥之為涂鴉、不符合現代語法而棄如敝履,而是溯源語境,發掘每一個古漢字的發生學意義和表意功能的時代嬗變,追源溯流擇優而用,在傳承中不斷豐富中華文明寶庫。(肖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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